生命的最后陪伴：他们在临终关怀中看到了什么
临终关怀在国外已经发展多年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形成了从综合医院到独立的临终关怀园，从社区到居家的网络。然而，在中国大陆却刚刚起步
义工们在给予高龄和病重老人以心灵呵护。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段羡菊、丁春雨
10月1日开始，连续7天假期，很多人趁机外出休闲、旅游。在长沙，桑吉扎西带领近20位义工伙伴，来到长沙市区西北郊的一家名为“康乃馨”的老年病医院做义工。
这位在青海长大的藏族小伙，从北京一所高等音乐学院毕业。今年他辞去光彩夺目的歌手职业，来到长沙做一名收入微薄的专业义工。他穿上藏族服装，为高龄及病重老人唱歌，尽量减轻他们的孤独，逗他们开心。
和桑吉扎西一样，每逢周末、假期，退休老师唐灼灼、大学毕业担任专业义工的罗纯，就和一群伙伴来到老年公寓、福利院，为那些年迈或病重的老人们提供义工服务。遵照义工组织的约定，他和伙伴介绍自己的服务是“爱与陪伴”，尽量在老人面前不提这项服务的内核“临终关怀”四字。
在长沙，两年时间内，已经有1000多人像他们三人一样注册参加了同样一个义工组织。9月下旬，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公务员团在长沙专程考察其服务后，认为能够给香港社会提供借鉴。于死亡，中国的传统是忌讳提这个词，在当代，相当多的中国人因为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，对这两个字眼也是敬而远之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，像唐灼灼和罗纯一样，投入这一全新的公益领域，政府也开始用购买服务的方式间接资助支持。
“奶奶，你会唱什么歌，我们一起唱首歌吧。”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的一处走廊上，罗纯和另外一位义工拉着84岁老人陈方华的手，陪老人唱歌。“我年轻的时候，就爱唱歌，音乐一响还跳舞，跳交谊舞。”因为眼睛不太好，陈方华老人看不见正蹲在她眼前的两位年轻人，但对于他们的提议，她同意了。
“浏阳河，弯过了几道弯”，在两位年轻义工的带动下，尽管有些跟不上节奏，但陈方华还是半哼半唱地跟着唱完了《浏阳河》。“90后”的罗纯又在手机上找了首花鼓戏来唱，一下子把老人的情绪调动了起来，她开始跟两名义工讲起自己年轻当护士时的一些故事。聊天的过程中罗纯和同伴始终没有把老人的手松开，一直半蹲着陪伴了老人一个小时。
跟罗纯一起参加这次活动的15名义工，分组陪伴着不同的老人。像这样的陪伴，每周三和周日都会进行。
不仅仅是唱歌，罗纯服务时使用的还有义工们摸索总结出来的“十大技术”。包括用心倾听、祥和注视、抚触沟通、动态沟通、经典诵读、音乐沟通、同频呼吸、同频共振等。
跟一般的养老院义工活动不同，罗纯她们服务的这些老人或是癌症晚期，或是心衰，或年龄大而行动不便，一个共同的事实是，他们都在走向生命的终点。
临终的老人难免会产生负面情绪，有些畏惧死亡不愿与人交流，有些因生活不能自理而担心被人嫌弃，因此义工每一次探访前，都需要学习《义工服务行为规范》，进行沟通培训。随后，义工会由领队分组进行二对一或三对一的服务，当天的服务结束，一起分享服务心得，并做好记录。
生命是平等的，每一个生命，不管过往的经历如何，都是值得被呵护的，这是她们在服务过程中所熟悉且坚持的原则：对任何一个老人“不分析、不评判、不下定义”，就是爱与陪伴。
被义工们亲热地视之为“大姐大”的唐灼灼，身体健朗、精神愉悦，很难相信她的年纪已经过了70岁。她陪护的人已经超过200了，从53岁的到100多岁的都陪护过。“有植物人，痴呆的，有不能够说话眼睛失明的，还有那种手脚都约束的，全部都不能够有任何自理能力的，”她说，“在我面前都是鲜活的生命，都是朋友。”
在义工们的理解当中，临终关怀体现在生活照护、保守性的姑息医疗、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。他们所从事的心灵呵护即精神慰藉，是临终关怀系统性支持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
在目前长沙十方缘的义工服务当中，真正参与临终这一刻的服务，接受心灵呵护服务的老人比例大约占25%。“这个比例还是略低了一些，我们期望接受心灵呵护服务的老人，真正处于临终阶段的比例能达到50%以上。”义工“头儿”李赞对记者说。
这些义工都是来自一个名叫长沙十方缘爱与陪伴老人呵护中心，经过长沙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。
理事长李赞，博士学业完成于北京大学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，2008年偶然的一次机会，他看到了日本老龄化社会的情景，促使他开始关注中国的老年人群体。2013年，他来到北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，第一次做临终关怀的义工，服务对象是一位失明失语的老人。
“他的鼻孔一动一动的，我知道他还活着。”李赞只能暗暗假定他能听见自己说话，于是一个人对老人自言自语了20多分钟，之后便离开去陪伴另一位老人。但就在他结束陪伴后的一二十分钟，他得知刚刚那位老人去世了。“当时我的眼泪唰就下来了，感觉很复杂。”
生命原来如此脆弱，自己的陪伴又是这样无力，复杂的情绪让他接下来的几天都无法恢复正常，他开始希望能够得到专业的培训。“一方面教会我如何陪伴老人，另一方面也减少悲观情绪对我的伤害。”后来，在这家临终关怀医院院长的介绍下，他结识了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，并接受了他们培训，成长为三星级义工。
2014年11月3日，李赞回到家乡湖南，注册成立这家呵护中心。成为十方缘的义工后，李赞已经把工作中的研究方向转到了国际老年人权。李赞介绍说，国外很多临终关怀是宗教组织在做，但由于中国老年人大多数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，临终关怀这一实实在在的需求和责任就更多要求政府与社会去落实，而他正在不断地用义工的实践去丰富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。
在研究中，他了解到目前中国两亿多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，有4000多万、很快可能会达到5000万的临终重症老人。他们大多是一些失能、失智、失聪、失明、失语、失忆的生命走到最后阶段的老人。“这么多的老年人口，对我们每一个家庭，对每一个人来说，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需要去面对的问题。”
李赞深感，说起养老，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是老年人的吃穿住行、医疗。其实，老年人对心灵呵护的需求特别强烈。对于临终重症老人来说，孤独的困扰，疾病的威胁，还有对死亡的恐惧，如影随形，挥之不去。
临终关怀在国外已经发展多年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形成了从综合医院到独立的临终关怀园，从社区到居家的网络。然而，在中国大陆却刚刚起步。
长沙十方缘虽然发展仅一年多，却受到了极大的欢迎。很多养老院、社区、医院的重症病房都跟他们联系：听说你们做得不错，社会反响很好，我们邀请你们到我们医院里来开展临终关怀，做老人心灵呵护服务，好不好?如今，他们的服务对象也由福利院、老年公寓开始向社区、乡村拓展。
老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，临终重症老人更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。在李赞眼中，临终重症老人的生活水准和生命品质，是社会文明程度和伦理道德水平的晴雨表。国家提出精准扶贫，对于老人来说，不仅要扶他们经济生活匮乏的物质上的贫困，也要关注临终重症老人饱受孤独困扰、疾病威胁和死亡恐惧，从而形成的“精神上的贫困”。
医学上的临终老人，并非仅仅是指即将死亡的老人，而是包括放弃主动治疗，仅仅通过姑息医疗以缓解病痛延长生命，提升生活质量的群体。罹患晚期癌症、阿尔茨海默病、帕金森病等老人，由于疾病不可逆转，均属于临终老人。一般情况下，临终老人的生命可以有10个月到3年的存活期，甚至更长。“因此，我们陪伴的很多老人，看起来好像很健康，但实际上已病入膏肓，属于临终老人的范畴。”
长沙十方缘经费来源构成主要是企业和义工捐赠，以及北京十方缘公益基金会的项目资助。此外，政府采购服务也是途径之一，已获得2016年度上半年的长沙市民政局福彩金项目支持5万元人民币。
民政部负责人发布公开消息称，截至2014年底，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.12亿，占总人口的15.5%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，人口老龄化发展将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，增长快；失能失智老人增多，社会负担重；农村老龄问题突出；老年人家庭空巢化、独居化加速等特点。伴随着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，养老工作面临严峻挑战。
2016年7月，民政部公布中国《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》提到，政府要重点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面向失能、失智、高龄老年人的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和养护型、医护型养老床位，加强老年病医院、康复医院、护理院、临终关怀机构建设。
李赞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将临终关怀和心灵呵护服务纳入民政、社区、养老机构的考核体系，鼓励和引导公职人员参与老人心灵呵护等社会公益服务。
在长沙“呵呼中心”的一次骨干义工培训中，来了一位武汉的义工胡一凡，他目前是武汉一家养老机构的总干事，同时也是十方缘的义工。去年看着自己的爷爷被肝癌折磨了半年后痛苦离世，“我就想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老人走得更安详，不那么痛苦”。胡一凡在网上搜索到了十方缘，现在已经成为三星级义工的他，正着手在武汉也成立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，让武汉的临终老人也能体验到心灵陪伴服务。
据介绍，目前十方缘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市成立了中心或小组，注册义工过万。
罗纯不久前才毕业于附近一所大学，但她不去按常规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，却跑来做公益，服侍老人，开始家里人不太理解，当家里人发现她获得很多后，态度开始转变。“我妈妈参加过我们这里的服务，愿意我在这里继续成长，继续锻炼一下。”
如今，罗纯的一些同学、学妹，经过她的传播，也来参加这里的义工活动。“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经由我来到这里，体会那份用生命呵护生命的感觉。”
在一次义工活动中，桑吉扎西呵护的是被常人看作“神经病患者”的老人。与老人打招呼、说话都没收到回应，当他和义工伙伴们唱起经典的老歌时，老人渐渐恢复神志，甚至和他们一起哼唱起来。服务结束时，老人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你是个好人”。这句话让他顿悟，“让老人们找回自己，安静祥和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途，比我每天唱歌有多少粉丝值多了”。
结束“康乃馨”老年病医院的义工行动，桑吉扎西当天在微信群里对伙伴们说，“陪伴老人，我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”